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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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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原标题:“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”刘志丹在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,就把“追求真理,救国救民”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。 他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,追逐“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”的理想,坚守“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中国实现”的信念,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   毛泽东称他是“群众领袖,民族英雄”,周恩来为他题词“上下五千年,英雄万万千,人民的英雄,要数刘志丹”。

   “加入党,就要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奋斗到底,作为个人来说,奋斗到底,就是奋斗到死!”1903年10月出身书香门第的刘志丹,自幼目睹家乡父老在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下的苦难生活,为大众鸣不平的朴素情怀油然而生。 他16岁进入永宁山高等小学接触到“三民主义”思想,萌生了改造社会、复兴中华的愿望。 1922年,他投考榆林中学,寻找改造社会的真理。 在共产党员魏野畴、李子洲等影响下,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、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,兴办平民学校,宣传革命思想,并参与校务管理,组织学生罢课运动,与黑暗势力作斗争。

   1923年他在《榆中旬刊》上发表的《万恶的狂风》中写道:“只管伤痛是无用的,盼望你们赶紧召集同伴,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,与狂风飞沙相抵抗”,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。 在诗歌《登镇北台》中,他立下了“看长城内外破碎,重收拾有待吾辈”的壮志豪言。 在《爱国歌》中,他发出了“快,内惩国贼,外抗强权,救我中华万万年”的怒吼。 在共进社大会的题词中,他更是发出“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,向帝国主义者进攻!不怕牺牲,杀开血路!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”的雄壮呐喊。

   榆林中学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,让刘志丹从一个单纯同情劳苦大众的热血青年,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。

   1924年,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,1925年3月转为共产党员,当即立下铮铮誓言:“入党,就要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奋斗到底,作为个人来说,奋斗到底,就是奋斗到死!”他认为“虽有文事,必有武备”,经组织推荐,于当年7月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,从此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 “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!”1927年6月,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反共“清党”,威逼刘志丹等共产党员“必须宣誓脱离共产党,听国民党之领导,守国民党之规则”,否则“查明枪决”。

   对此,刘志丹毫不畏惧,断然拒绝,义正词严地说:“我自从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,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!”随后,他机警地躲过敌人暗算,在武汉找到党组织,奉命回陕西,组织领导了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。 在总结渭华起义失败原因时,他认为“还是要搞武装,以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”,并提出红白灰“三色论”建军思想。

   1929年至1931年,他冒着生命危险,在陕北、甘肃、宁夏,开展兵运。

   虽然一系列兵变都失败了,他也是几次身陷囹圄,死里逃生,但他屡经挫折从不气馁,积极探索组建革命武装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。

   1934年,敌人抄了刘志丹的家,刨了他家祖坟,刘志丹安慰家人,“要干革命就难免受迫害,株连家族亲属虽然痛苦,但也在意料之中”。 舅舅劝他不要再干革命,受苦受罪,还连累家人,他坚决答道:“我一个人当员外有啥用?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”。

   当他的两个儿子因饥寒交迫和敌人毒害先后死去,他忍着巨大悲痛安慰妻子说:“要想开些,干革命就得舍得一切,包括亲人在内,只有站起来英勇的斗争,才能有人民的幸福和自由!”刘志丹时刻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。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,他指出,我们打仗为了和平,有了和平环境,就要建设,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。

   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,发展经济教育,剔除封建陋习,举行民主选举,制定廉洁法规,严守群众纪律。 他经常教导大家,人民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,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,要有骨气,要讲节操,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。

   作为西北红军的高级指挥员,刘志丹从不搞特殊,穿着粗布衣,每到一处总是抢着站岗放哨、照顾伤员、碾米做饭,筹到衣物,也总是让给战士们,他的军马上经常驮的是小战士或伤病员。

   他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艰苦朴素、平易近人、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,深受群众和战士爱戴,大家都亲切的称他为“我们的老刘”。

   “我要生而益民,死而谢民”在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斗争中,刘志丹不仅要同敌人作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,还要与来自党内“左”倾路线开展斗争。 他受到“左”倾路线严重迫害有两次。 一次是1932年12月,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,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兼任军、团两级政委,在党内执行“左”倾路线,诬蔑刘志丹学习井冈山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,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领导职务。

   但他为了减少伤亡,多打胜仗,忍辱负重,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开展工作,毫无怨言。 杜衡强令红军南下渭华战败后,革命陷于低谷,他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鼓励大家,“干革命一时一地失败不算什么,失败了再干嘛,咱们道理正,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”“我们重新干起来,前途是光明的!”第二次是1935年10月,刘志丹率领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“围剿”的初步胜利,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革命队伍里进行所谓“肃反”,诬蔑刘志丹是“右派反革命的首领”,以欺骗的手段将他调离前线。

   当逮捕密令碰巧送到他手中时,为了不使党分裂,他让通信员继续送信,自己单枪匹马奔赴瓦窑堡,准备向上级申诉。

   但他一到瓦窑堡就被投入监狱,受尽折磨。 在狱中,他叮嘱同志,“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”。 出狱后,面对同志们的委屈抱怨,他安慰大家说,“过去的事,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,是路线问题”“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,要识大体顾大局,绝对服从中央领导,听从中央派遣”。

   1936年2月东征前,刘志丹对妻子说:“我这次上前线,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,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、对人民、对党的忠诚,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”“我要生而益民,死而谢民”。 1936年4月14日,刘志丹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未竟事业的万千遗憾,英勇牺牲!他的遗物中只有半截铅笔和几根抽了一半的香烟。

   (责编:曹淼、谢磊)。



     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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